金牌总数并不代表国家的真正实力
作者简介：奥林匹克资深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著有《体育文化学》等十多部丛书）
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上继续保持一贯的优势，击剑项目则显现了潜力和突破……总体上来说，这是中国在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但媒体和社会舆论还是在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前提出了一些共同议题：比如我们的三大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的成绩很不理想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运动员在一些赛场上遭遇不公而难以取得申诉的胜利？我们金牌榜位居第二的同时国民体质为什么一直难以取得进步？
上述议题其实集中反映了几个长期以来存在的普遍性和倾向性问题：中国有没有必要继续强化奥运争光计划和奥运战略？与国民体质下降的严重情势相比，我们为夺取金牌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当？
前些年我就提出过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我认为，奥运会金牌当然是体育界向全社会传播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标志，是政治经济等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科技、教育、文化等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但是，从奥运会竞争的非充分、不完全、未对等的属性看，我们又不能过度高估奥运会竞争的价值。说句极端一点的话，奥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并不能体现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实力，更无法体现一个国家体育的综合实力。
金牌至上是三大球实现突破的阻碍
116年来，奥运会项目设置的不断演进，始终无法实现世界各国竞技开展领域的平等覆盖。美国和英国在100多年前就开展了现今奥运会上的多数项目，从1896年开始举办夏季奥运会以来，各参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实现开展项目和参与竞争的全力以赴。更重要的是，奥运会的金牌榜上的排名是在混沌的综合竞争中产生的，不是国与国之间一一竞争的产物，一个在综合金牌榜上排名第一的国家的竞技体育实力不一定能超越排名榜上靠后的国家。只要我们稍微细心地去比较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国在302个奥运会小项上如果和中国一一较量，我们未必是胜者，虽然我们在奥运会金牌榜上排在这些国家前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度地追逐奥运会金牌，甚至将其视为国家竞技体育乃至体育综合实力的最重要标志，显然是不客观和不科学的。
在现实的体育领域，我国省市区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绝大多数，将全运会金牌（一块奥运会金牌在全运会上计为两块金牌，破世界纪录还能再加）视为自身政绩的最好标准甚至唯一标志，不惜为此使其他一切体育工作为其让步，这是任何在体育行政部门工作一段时间的人们都会有的感觉和印象。
当然，国家体育总局已经认识到金牌被视为地方政府GDP带来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号召。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不久前提到要在部分发达地区改变以金牌评价体育工作的格局，另一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也毫不隐晦地认为目前我国体育领域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干扰了改革的进程。此外，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蔡振华也在一些场合提及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和运动员管理的人性化等问题。
笔者以为，不消除体育圈内普遍弥漫的金牌至上论，我们就无法真正对群众参与度和关注度极高的三大球项目上有切实的投入和高度的重视，我们就无法在竞技体育的科学化训练和人性化管理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我们也无法实现外界所期望地降低金牌的代价和促进国民体质的提升。
为什么这么说？
稍微懂得体育界行规的人们都不难发现，每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是各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排座次的一次大场面，金牌多寡基本决定体育局长的乌纱帽。很多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基本放弃了集体球类项目，在一些投入产出比比较高的项目上集中有限财力发展少数项目，目前我们三大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的后备人才奇缺，只有少数经济发达省份保持着一定的梯队，专业运动员总人数大大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再加上我们的职业化还没有剪断与专业化之间的脐带，涌现优秀运动员的机制也不顺畅，这些都直接制约了我国三大球项目的腾飞，与世界范围内职业化程度高或高校竞赛体系健全一比较，我们的差距就无情地显现出来，在奥运会上几乎全线溃败就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
国民体质落后不能全怪体育部门
我以前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许没有刻意不加强群众体育的意图，但过于看重金牌的行政价值观却在客观上挤压了群众体育的发展空间。虽然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对于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有4比6的书面要求，但其他资源却很难按照这一比例来配置，很多无形的资源配置更难以向群众体育倾斜。
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要求地方政府将全民健身纳入财政预算，但现实中这一要求的落实还面临着社会支持不足的困难，比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对于社区建设有严格的体育设施配备要求，但现实中很难落实。倒是不少地方出现兴建10多年的大型体育设施被开发商无情摧毁另作开发的惨痛事实。
所以，我以为，国民体质落后的问题不能全怪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正如当年国民平均寿命的提升不能将功劳全部记在体育部门身上一样。欧洲和北美的现实表明，体育与健康、青年、文化、旅游、艺术、教育乃至宗教等事务，被合并在一个部门中进行管理已经是常态。美国的健康产业和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已经明显排在钢铁和汽车业之前，欧洲多个国家已把激励和扶持体育产业发展，与尊重少儿和老年人、残疾人乃至移民权力、实现男女平等、体现社会公平、维护国民健康和国防力量等众多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这种将体育融合于社会的理念和制度设计，使得这些国家的体育是包含国民体质提升、竞技实力提高、学校体育强化和职业体育规范等众多目标在内的综合目标决定的，不会因为一次奥运会上的金牌多寡而影响体育战略的稳定性。
还有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空间设置和时间安排其实并不利于群众体育的开展和国民体质的提升。虽然我们基层的多数县城有自己的综合性休闲广场供市民跳舞，但体育设施的人均面积只有1平米多的残酷事实，使国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难以得到普遍激发和扶持，西方国家人均10多平米的数据只能令我们继续汗颜。我们的大城市职工多数时间浪费在上班路上，业余时间消磨在麻将、牌桌乃至洗脚房中，也是大众体育难以兴旺的文化原因和消费惯性导致的常见景象。大量青少年沉迷在网络游戏中导致未老先衰现象频发，更是可以上升到当年被人侮辱为“东亚病夫”的程度。遗憾的是，制造青少年网瘾症的企业还持续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扶持，而民间健身俱乐部的发展遭受困难却无人问津，更奢谈政府的扶持政策和资金。
在我们看到奥运会金牌巨大价值的同时，也不要忽略其局限性。当然，中国国民体质的下降这一严酷现实，表面上是体育部门强化竞技体育的无上价值导致的，但从深层价值上看，也是我们长期以来追逐金牌的舆论和社会意识促成的。
更重要的是，与世界各国相比，我们的体育管理体制是相对特殊的和封闭的，这注定了我们国民体质孱弱的责任不能仅由体育部门来承担。因此，今后体育改革包括体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尽快将体育融于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中，通过体育的特殊辐射力和亲和力，促成各类社会目标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看似丧失独立性的体育将迎来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支持。到那时，我们就不会总在取得众多奥运会金牌的同时去反思国民体质下降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奥运会金牌榜上排名前列的多数国家，多数是群众体育高度发达的国家，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情势在这些国家是常态，我们没有理由让奥运会金牌继续成为国民体质下降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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